癔症发病与家庭氛围的相关性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发现，癔症患者的家庭特征多表现为高亲密度、低适应性，癔症患者的活动多以家庭为基础，同时由于受文化因素的限制，其社会活动范围也较多地集中在家庭。因此，家庭动力因素对其患病行为是否有影响？我们通过对癔症患者的患病行为与家庭动力及其它一些相关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现报告如下。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对象

　　研究对象为某医院2003年3月～2004年10月住院恢复期的癔症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癔症诊断；（2）症状得到控制，能较好地配合；（3）具有一定文化，能理解题意。

　　共入组58例，均为女性，平均年龄38.52±11.54a，平均病程2.71±4.79a（Ｍ＝45d），平均受教育年限6.64±2.85a；汉族44例，彝族8例，哈尼族2例，其它4例；农村47例，城镇11例；

　　家庭类型：核心型41例，大家庭16例，再婚组建1例，单身1例；平均家庭人数4.0±1.16人；

　　诊断类型：癔症性精神病39例，癔症性附体障碍18例，癔症性抽搐发作1例。对照组来源于探视病人的非直系人员和我院部分工勤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无精神疾病及家族史，共38名。平均年龄36.84±8.92a，平均受教育年限6.61±3.08a；民族构成及居住地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家庭类型：核心型29人，大家庭9人；平均家庭人数3.77±1.18人。两组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人数无统计学差异（t=0.802、0.048、0.943，P＞0.05）。

　　2 方法

　　1）采用Pilowsky等编制的《患病行为问卷》评定研究组的患病行为。问卷共62题，按行为问题的存在与否选择“是”或“否”。分为7个因子：GH/一般疑病，DC/疾病信念，P/S/心理取向，AI/情感压抑，AD/情绪紊乱，D/否认心因，I/易激惹性和2个次级因子AS/情绪状态、DA/疾病确信以及WI/疑病指数，共有10个变量因子。问卷于1997年引进国内，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采用康传媛等编制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表》评定癔症的家庭动力因素。该量表共29题，采用1～5级评分，分别累计因子分和总分。

　　共有4个因子：因子Ⅰ/家庭气氛，因子Ⅱ/个性化，因子Ⅲ/系统逻辑，因子Ⅳ/疾病观念。分别累计因子分和总分，因子Ⅰ得分越低越倾向于“轻松愉快、和谐开放”，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敌对、沉闷”；因子Ⅱ得分越低个性化程度越高，得分越高个性化程度越低；因子Ⅲ得分越低在逻辑判断上越倾向“非此即彼”，得分越高在逻辑判断上越倾向于“既…又…”；因子Ⅳ为家庭成员对疾病过程的自我责任的看法，得分越低越倾向于“完全的自我行为”，得分越高越倾向于“完全的受害者”。

　　3）对于少数题意理解困难的患者，由工作人员念题，患者作答。将患病行为各因子逐一与系统家庭动力量表总分和各因子分、患者年龄、文化、病程、家庭人数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二）调查结果

　　1 癔症患者患病行为问卷得分

　　患病行为问卷GH=4.91±2.81，DC=3.05±1.29，P/S=2.85±1.06，AI=2.38±1.10，AD=3.55±1.07，D=2.28±1.16，I=2.60±1.33，WI=7.38±2.1，AS=10.97±3.19，DA=5.31±1.98。

　　2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表得分比较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表评定结果发现，研究组家庭气氛得分高于对照组，倾向于“敌对、沉闷”，而在逻辑推理判断上得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倾向于“既…又…”矛盾的逻辑判断。

　　3 患病行为各因子与系统家庭动力学总分和各因子，以及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家庭人数相关分析 。

　　1）患病行为各因子得分与系统家庭动力学总分和各因子得分相关分析结果

　　因子Ⅰ/家庭气氛与AS/情绪状态呈正相关（r=0.259，P<0.05）；因子Ⅳ/疾病观念与AS/情绪状态呈负相关（r=-0.2685, P<0.05），与AS/情绪状态、WI/疑病指数呈较弱的负相关（r=-0.2335，-0.2389，P＞0.05，相关不具显著性）；其余相关系数r值均≤0.2，无统计学差异。

　　2）患病行为各因子分与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家庭人数相关分析。

　　癔症患者疑病指数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而一般疑病和情绪状态则随着病程的延长会变得突出；文化程度与心理取向呈负相关、与情感压抑呈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心理取向越不明显，而情感压抑则越明显；激惹性会随着家庭人数的减少而增高，相反则会降低。

　　4 系统家庭动力学与相关因素

　　受教育年限与家庭动力学总分、家庭气氛、个性化呈负相关（r=-0.3655、-0.3625、-0.2624，P<0.01、0.01、0.05）。

　　三）病组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癔症组的家庭气氛较正常组倾向于“敌对、沉闷”，而逻辑推理较正常组倾向于“既…又…”。除家庭气氛对情绪状态有正性影响、疾病观念对情绪状态有负性影响外，癔症的患病行为与家庭动力因素没有明显的关联性。

　　家庭中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思想意识的碰撞等并不是引起癔症发作的主要心理因素。纵观其家庭类型，是以核心型结构为主，大家庭结构所占比例不到1/3，而且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多，其易激惹性还会逐渐被淡化。说明其发病的主要原因还与其情感的集中性依赖有关，多极化的情感组合机制，则不利于其发病心理机制的触发。

　　这似乎与癔症“人越多症状特征越丰富、症状表现越明显”的行为表现特点不相符。其实，前者是发病心理机制的触发，对象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后者是疾病行为启动后表现的强度和延续性，对象是一般没有亲缘关系的受众，是“做给外人看”。严格来讲，它应是一种习得性行为，其高暗示性也正说明了癔症可以学习和模仿，它是一种具有文化环境区域局限性的行为习惯和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应激-反应过程中的习惯性行为反应模式。

　　癔症患者与系统家庭动力学量表有关的因素是：受教育年限与家庭动力学总分、家庭气氛、个性化呈负相关，文化越高，家庭气氛越倾向于“轻松愉快、和谐开放”，而个性化程度也越高；文化低则倾向“敌对、沉闷”，个性化程度也越低。

（编辑：蔡旭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