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患者需要心理疏导

　　曾经以为艾滋病距离我们很遥远，最远是在大洋彼岸的国外，再近一点也是在国内的某个省市。

　　但是，自从2002年我市查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后，患者的数字每年都在增加，截止2006年11月，患者多达56人，艾滋病这个名词就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艾滋病患者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尽管还是一个小数目，但如果从艾滋病传染的特殊途径和扩散的速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不可掉以轻心的数字。如果我们仍然对它一无所知，仍然不敢正视它的存在，仍然不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他，仍然不能采取正确得当的方法防范它，这股潜流将会以几何级的数据增长，裂变，更多人的正常生活会被改变，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会因此被毁。

　　艾滋病正在逼近商城，这并非危言耸听。当艾滋病这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字眼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时，普通人对艾滋病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尤其是对艾滋病患者，害怕、好奇可能是人们最普遍的两种心态。

　　艾滋病患者是怎么得病的？得病后在生理上、心理上面临什么样的折磨？最需要人们给予哪些帮助？

　　近日，记者在义乌市疾控中心帮助下，采访到了我市两位艾滋病患者，相信通过下面一些文字里，读者可以真实地了解艾滋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2006年的最后一天，记者在市疾控中心防病二科见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杨行（化名），他是义乌本地人，两年前和妻子检查时发现，双双感染了艾滋病。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得了这个病。”

　　“一位艾滋病患者，当第一次得知自己得病时，除了内心极度恐惧外，肯定会存在着一个心结，到底是怎么得上艾滋病的。”2004年，杨行的妻子查出艾滋病，随后他本人也被证实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一刻，一个本是幸福美满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我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从来不会在外面做什么不轨的事情，身体一直很棒，从未住过院，也没有输血、补牙齿等行为。医生帮我推算的结论是，我们两人应该是我妻子先得病，进而传染给我。当时，我妻子心结更大，怕我认为她与其他男人有性行为，怕我用歧视的眼光看待她。她是外地人，嫁给我后生活一向很检点，我相信她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最后推算来推算去，估计是由于妻子几年前的一次输血引起的。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无所谓，我们也不会再去追究。”

　　害怕、担心、恐惧，正如一把把利剑，无时无刻不在刺痛杨行夫妻俩的心，患病后整整一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阳光。“得了这个病就等于没有前途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预期未来。他们可以想象自己哪一天做爷爷奶奶，而我们却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据杨行回忆，这一年夫妻俩心态很不好，脾气暴躁，常常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起来，况且两人当时都没有固定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妻子那时已经发病，必须靠药物维持，当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免费发放艾滋病药物的政策，这些药费用又特别高，即使是国产的，一年下来也需要好几万。从我妻子生病到2005年4月领到免费药这段时间，半年不到的时间总共花了五六万。家里没钱，只能跟亲戚朋友借，每次借钱都很害怕，不知道找什么借口。”

　　“我们是病人，但我们更是心理健全的人。”

　　一些人有这样的盲区，认为感染上艾滋病的人心态是不正常的，会采取某些极端的手段报复这个世界。这也许是极小部分艾滋病患者的不良心态，绝大多数人都如杨行说的：“我们是病人，但我们更是心理健全的人，其实我们更怕把病传给别人，所以做事特别谨慎小心。我们得病已成事实，身边人有没有得病才是我们最关心的。”杨行的艾滋病病友里有一位女大学生，当她得知自己染病时，立马给曾经交往过的前男友打电话，希望他去医院做相关检查。

　　杨行还说，自从他和妻子患病后，便千方百计避免与家人、孩子有亲热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就连碗、筷都是分开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但总是心里有障碍。以前我们时常爱到亲戚或朋友家串门，那段时间就没去过，也就是自己把自己隔离开了。”

　　“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对艾滋病的误区太多了。”

　　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病症可怕，但更可怕的还是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这些年，媒体对艾滋病宣传增多了，可往往是12月1日“轰炸”一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前些天我去杭州参加一次抗艾活动，有家电视台记者居然问一位艾滋病患者，为什么摄像机照着你，你就害怕，不说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那我们之后的生活会遭遇什么样的尴尬。”

　　“有位艾滋病友和我说，有一次他去某医院做外科小手术，为慎重起见，特意提醒医院开刀时小心一点，没想到医院居然打电话到疾控中心核实此人是否为艾滋病患者，当得知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马上拒绝为他动手术。

　　“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有时我们为了安全会告诉医生自己的情况，有的医生就不敢用手直接接触，有的医生刻意做了许多消毒措施，还有的医生在非典时甚至夸张地戴起防毒面具，因为他认为空气是会传播艾滋病的。连医生都有那么大的误区，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有回某地组织艾滋病患者去旅游，整个饭店服务员知道后全逃走了，主办方只得派医学院的护士做服务生。所以，不是我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只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好在有政府的关怀、关爱，让我和妻子在一年时间里，相继走出围城。”去年四月，参照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我国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杨行的妻子接受免费药物治疗，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松了一口气。“经济负担少了，明显感觉一家人都轻松许多，渐渐我和妻子交流也多了，夫妻俩有时候也会谈到艾滋病，但却不涉及到究竟还能活多久等一些敏感的话题。妻子已接受了患病发病的现实，她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争取多活几年。”

　　“我很想回报社会，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告诉别人，我是艾滋病患者。”

　　这两年，杨行时常陪妻子到外地治疗，搜集艾滋病信息，了解各地艾滋病情况，现在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艾滋通”了，有时候医生都还要向他咨询。“我真的很想回报社会，把我所知道的常识、信息告诉大家，做艾滋病的义务宣讲员。但现在我还不能，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毕竟我还要考虑父母和孩子的感受。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告诉别人，我是艾滋病患者。”

　　“其实，杨行现在已经在用另外一种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他经常接触一些艾滋病患者，相互沟通之余也为他们做心理辅导。”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杨行诚恳地说：“艾滋病患者最需要的是心理疏导，尤其是刚得知自己患病之时，需要有人拉他一把走出困境。我想，一个同样患了艾滋病的人说的话更具有说服力，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艾滋病患者，我真的很愿意做他们的心理医生。”

（编辑：小徐 ）